一个特出的春节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聚会
一场特别的聚会引起了一次特殊的交流
一次特殊的交流理清了一段特异的家史
一段特异的家史激发了一腔特需的乡愁
——题记
壬寅年正月初一，石哲镇常峪村的秦姓人与丹朱镇同福村的秦姓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聚会。常峪村前任村委主任党支部书记秦怀亮为首的“东道主 ”，与原任长子交电公司经理秦路生和前任同福村副村长秦忠满一行的“客人”相聚一堂，嘘寒问暖，一见如故， 把酒言欢，欢度春节。宴会之前 ，秦怀亮带领同福村秦姓人瞻仰了秦姓祖先在常峪村遗留下的五孔窑洞（有两孔已塌）与两处旧院。宴会之后秦怀亮之女秦智慧带领同福村秦姓人参观了安泽县桑曲村的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重温了刘少奇、安子文、薄一波、陈赓、曾新泮（太岳军区卫生部长）、彭之久（太岳军区卫生部政委）、欧阳奕（太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一步了解了太岳军区后方医院在常峪村的战斗历程，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更主要的是通过聊天交流，实地参观，理清了长子一支秦姓家史的来龙去脉。
据常峪村秦姓人讲，在元末明初，一支秦姓人从河南辉县逃荒来到了长子县。其中的秦老大、秦老三定居在石哲镇常峪村， 秦老二落户于大堡头镇义合村。秦老二为何落户义合村， 原因还未查清楚。秦老大与秦老三之所以定居常峪村， 是因为那里地平水浅，适宜耕作。常峪村地处发鸠山西北端一个小盆地内，北有岭、南有河、东西一片平坦但无人开垦，只要辛勤劳作就能养家糊口。老大、老三弟兄俩在北岭下打了五孔窑洞定居下来 ，取两人名字中各一字， 命此地为“长余村”，后来才改为“常峪村”。秦姓立村后，马姓、陈姓、冀姓、候姓、冯姓先后迁来，生儿育女， 繁衍生息，在上世纪90年代已发展到180余户，六百多人，其中秦姓人为最多。他们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 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起早贪黑劳作， 逐渐成为常峪村的大户，不仅为常峪村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儿。1938年2月日寇飞机连续两次轰炸长子县城， 3月5日县城沦陷。中共长子县委和抗日组织全部撤退到西山区，创立了抗日根据地。1942年日寇占领了沁源县，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转移到离常峪村8公里的安泽县桑曲村。太岳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随着设在了常峪村，并利用秦姓家族的空闲房屋作为病房。从此常峪秦姓人与后方医院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战争。
常峪村一方面为部队输送兵源，有八名年轻人在战争中牺牲；一方面发动妇女纺花织布为部队赶制军鞋军服，老年人把生产的余粮全部支援了部队。更重要的是，后方医院从1942年10月至1944年10月在村里先后抢救过一千余名八路军伤病员。仅在1943年10月1日至11月22日的53天 反“扫荡”中就抢救过三百多名伤病员。这么大的工作任务，除了医务人员的努力外，也与常峪人的大力支援密不可分。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常峪人组成了救护队，抬担架能勇往直前， 照料伤员能无微不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受到了抗日政权的肯定和好评 。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常峪人在党的领导下，包产到户，退耕还林， 脱贫攻坚，发展烤烟产业，村民逐渐富裕起来 ，衣、食、住、行、游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成了王峪一带有名的小康村。但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为之付出的牺牲。常峪村支村两委根据县委、县政府打造长治太行山水名城长子示范区的精神，决定多方筹资， 把常峪村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村。一是整合八路军后方医院遗址的周边环境，建一个纪念展览馆和一些配套设施，作为对青少年和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基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将散落在后山沟里无名烈士的遗骨收集到一处，建一座烈士陵园， 让无名烈士从此有一个温暖的“家”，入土为安。
据同福村秦姓人讲，约在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840年）前后，城北街秦姓人的前辈在常峪村开办粉坊，以养猪种田为生。同时另一家外姓人开办酒坊 ，以酿酒卖酒为业。某日秦家的猪跑出圈吃了外姓家的酒糟，外姓家打坏了秦家的猪。两家论理，话不投机，动了干戈，打死了秦家一个人。出了人命后对簿公堂 ，以外姓家向秦家赔款了事。在县城打官司期间，秦姓人发现县城通元观（后县武装部北占地）往北的地方无人居住。原因是，清代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 ），长子人不满清朝统治，杀了知县，举旗反清，遭到了清兵镇压。双方争斗半年后， 清兵破城，屠杀数万生灵，县城成了一座空城，史称“己丑之变 ”。事变虽已有两百年了，但城内还没有恢复元气，故而城北无人居住。秦姓人借此机会，用在常峪养猪种田的积蓄和打官司的赔款，在此购买了约百余米的空地，修建房舍，安家落户， 成了城里人。城北街秦姓人靠着勤劳致富，在北街道路两旁开办了车马大店、饭店，从此才逐渐兴旺起来。为了祭祖方便，又在城西孟家庄附近购买了一块坟地，把自己祖先的坟墓迁到这里。每年清明节、中元节，常峪村、义和村的亲人们都要来此汇合祭祖。祭祖时，由北街秦姓人提供祭品和饭菜 ，祭了祖先，吃了饭，交谈一番后各自回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平田整地，兴修水利，秦氏祖坟被毁，三村秦姓共同祭祖仪式才被迫中断。
城北街秦姓人虽然客居县城，离开了故乡常峪村，但对常峪的感情还是没有泯灭的。比如说，清代同治12年（公元1873年 ），常峪村为唐朝长子县令崔珏修复“崔府君庙”时，城北街秦姓人捐了不少善款，这在庙碑上有所记载。再比如，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和严密封锁，常峪一带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特别是食盐更为短缺。1940年中元节祭祖时，常峪秦姓人和秦路生爷爷说老家人断盐已几个月了，不得不自己加工硝盐。加工硝盐就是找常年下潮处发白的盐碱土， 用清水搅拌化开，水澄清后用锅熬开，锅底剩下的白色结晶就是硝盐。这种盐不仅难吃， 关键是吃了拉肚子，好多人因此病倒了 。来人希望秦爷爷设法搞点盐，救救老家的乡亲。这件事难度很大， 一是日寇对食盐控制很严，盐像金豆子一样珍贵，谁家能保存几斤盐那是很了不起的；二是私自贩盐在当时违法， 轻者坐牢，重者砍头。但困难大不过亲情，秦爷爷还是把事情答应下来。
当时县城只有一座盐店， 设在北街盐店圪廊冯士翘后人的院子里。秦爷爷是开蒸馒头铺的，和盐店老板关系要好，其次子虽只有18岁却在盐店打工赚钱。某天早上， 日寇飞机的轰鸣声把他惊得突然起身， 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断了气。一个18岁的好后生不明不白地离世， 盐店掌柜很是内疚，总认为欠下了秦家的人情债。秦爷爷利用这层关系和盐店掌柜商议给西山贩盐之事时，盐店掌柜虽心中为难也不得不答应。经过两人策划 ，盐店老板采用零打碎敲的办法把盐交给秦爷爷，秦爷爷再想办法把盐转移到壁村一个朋友那里，常峪秦姓人再从壁村把食盐转运到常峪村，从此解决了老家人的吃盐问题。一直到县抗日政府粉碎了日寇围困，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生活必需品后，城北街与常峪村的秦姓人才停止了这种提心吊胆的“走私盐”活动 。
城北街在农业合作化时更名为“同福村 ”，意为共同富裕之村。名字虽好但不得其实，同福村和其余六个城中村比较起来，发展比较滞后，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东街像个市，南街像个县，西街像个乡，北街像个村。”其原因是同福村北是北高庙，庙下是沟，沟北是雍河，受地理条件所限，同福的发展就落后了。同福村是个多姓氏的村，最多时十几个姓五百余户，1600人。其中秦姓40余户，180余人。同福秦姓人虽勤劳俭朴、民风淳朴， 靠着自己的双手生存生活， 但由于子女多，拖累大。读书人少，族里凤毛麟角出个教师就是最大荣光，可谓“丁旺财匮，少文缺官”。改革开放以来，同福村发生了巨变，秦姓家人也和村民们一样过上了小康生活。在60后、70后、 80后的秦姓子弟中，上大学读书的，在企业做工的，在商场经商的，在军队服役的，在学校现任教的，开特色饭店的，在党政部门的，在村内科学种田的，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2016年县委、县政府改造城中村以来， 同福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宽阔， 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熨斗台上松柏苍翠，烈士宝塔耸入云霄，吕祖阁下大道通天，水上公园碧水蓝天，现代小学校规制宏伟，“北街是个村”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
聚会临别时，同福秦姓人邀请常峪老家人到县城办事时，到家里坐坐， 看看同福村的变化， 看看县城的风光。同时表示，将竭尽全力为老家兴建红色旅游村尽一点绵薄之力。常峪秦姓人则欢迎城内秦姓人常回老家看看，共商兴村富民大计。同时提出适当的时候， 把县城、常峪、义合三地的宗亲聚在一起商讨编纂《秦氏家谱》一事，并委托秦路生负责主持。
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倡导“留住乡愁”“记住乡愁”，并明确指出：“乡愁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离开了还会想念的地方，首为祖国，次为故乡，末为家族。留住记住乡愁，就是留住记住祖国、故乡和家族。如何留住祖国、故乡和家族？国有史、域有志、族有谱，乃是最佳方式之一。史可见古今，故国必有史；志可明衍变，故域必有志；谱可变枝系，故族必有谱。其中的族谱，通过记载同宗共主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可以传家风、继良训、昭亲睦、别长幼、一姓历史之典籍 、文化之载体、精神之依归。不过，编撰《秦世家谱》兹事体大，殊非易事，秦路生力不从心，恐难胜任。但出于对家族的眷恋、对乡愁的热爱，草草撰写拙文，抛砖引玉，共襄盛举，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