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一位农民，和大多数五十年代的人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开始操劳家里的生计，爷爷认识的字和那些人生道理大都是自学。那个时代过早的把生活的重担放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了。奶奶说，他俩结婚时家徒四壁，吃饭的筷子都是从外面捡的像样的树枝削干净皮用。即便家里生活如此拮据，爷爷总是靠着那双勤劳的手养家糊口，从未有过越矩之举。我打小爷爷就和我讲直到现在：“孩儿啊，在外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咱不做啊”“穷咱不怕，做啥事儿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我常说的一句话是：“爷爷，孙儿知道，你放心”。他是这样和我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爷爷大义凛然，做事大公无私，1978年村生产队选举会上被选举为队长，如今看来这本是一件值得值得雀跃的事情。就在任职当晚，平时要好的朋友成群来到了家里“拉家常”，有人说，把生产队的粮食往自己家里偷偷装点；有人说干完活下午记工分时多给自己记上几分；还有人说，给兄弟安排些个轻松生活做做……爷爷破口大骂：“谁干几分我给谁记几分，拿几分的粮食，不干活的一分没有，谁也别来我这搞特殊……”固执的老头这一骂不仅骂断了几人的情谊，更骂出了几位仇人。村里办事儿他们捣乱，爷爷讲话他们起哄，但爷爷从未与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计较过，反而宽容有加、好言相向。不论爷爷怎么的苦口婆心，他们对爷爷的怨恨也没有减轻一分。

      在后来的一个夜深里，他们撞开了爷爷的大门，趁着夜色对爷爷进行了殴打，爷爷丝毫没有还手之力，结实的挨了一顿。第二天爷爷凭着记忆里的声音一家家的找行凶者，爷爷说：“昨晚怎么对我动的手朝自己身上招呼一遍这事儿就过去了。”当然大多数都是敷衍了事，爷爷并没有为难他们。

      当时唯一一所学校在乡里，同时包含了小学与初中。后来姑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很不凑巧，那些“仇人”子弟正好在那所学校年级或高或低。由于父辈关系不好，于是姑姑本应该带着憧憬与欢乐满怀欣喜的上学之路变成了“上刑之路”。不出意外，姑姑也在小学结束了她的学业，端起了和爷爷一样的饭碗。奶奶每每说起总是止不住的叹气：“她的成绩那么好，要是能顺利读完书该多好，她很想做一名老师的”。奶奶的叹气声总是让我心痛不已。后来有一次姑姑让我给她带一本字典，我突然意识到姑姑心中对学习的那份渴望从未减少，而她也只能将这份遗憾深深的埋在心里。

      “就因为几袋粮食几个工分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值得吗，你给他们点甜头不就皆大欢喜了。”东院奶奶串门时对爷爷讲。爷爷厉声道：“那怎么能行，给张三了要不要给李四，要不要给王五，啥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我当一天队长我就要给大伙一个满意的交代！”说来也奇怪，家人们对爷爷办公事得罪人祸及家人的事情上没有丝毫怨言，没有理由的好像事情就应该这样做，如果这些事再发生的话我们相信爷爷还是会这样做，换做是我的话依旧会这样做，“你爷爷一生光明磊落，咱们家做事就这个风格”父亲对我讲。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爷爷并没有多少文化，却能将人生大理断的明明白白，我定要将这风格发扬光大传承给我的子女，不负家人教诲，不负国家期许。

      直到现在我做事时爷爷的话总是烙印般的响在耳旁：“你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吗？”

      后来爷爷趁农闲自己在大街上烤红薯，我拿了几个要赠与朋友，爷爷忙说别说这是我烤的啊，我明白他是怕我的朋友会因为我的爷爷是个烤红薯的而看轻我，我说，这就是我爷爷烤的！不仅如此，我还特别想说，爷爷，你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