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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抗战初期长子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初期,八路军、决死队派工作团(队)进入长子县开辟抗日根据地,长子县委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旧政权进行了改造,这为长子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加之大批在外读书的青年才俊因日军挑起侵华战争返回长子原籍,为长子县的文化建设铺垫了基础,尤其是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等专业人士的回归,进一步推动了长子县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文化艺术。八路军、决死队、牺盟分会和各个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召开会议、唱歌、演戏、写标语、办壁板、画漫画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大宣传,带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开展。
      戏剧活动。1937年11月初,县委委员高杨文、李定坤和牺盟分会宣传负责人常家驹(又名常甄华),根据县委的指示,到第一区南鲍村,将因战乱而散伙的“牛圪念三义”戏班重新组织起来,由牛成喜领班,编排抗日救亡剧目,到各村进行演出。之后,在第三区东范村,将歇业多年的“范家三义”戏班恢复重组,由范三孩父子领班,到各地进行抗日演出。与此同时,县牺盟分会在第四区南陈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濒临倒闭的“张三秃乐意”戏班编排抗日新剧目,置办新道具(行头),戏班除在长子县境内表演外,还外出高平、沁水、屯留、长治和潞城等县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演出。12月,牺盟分会在县城演出的自编自排抗日剧《撤退赵家庄》,达到演出效果。
      1938年11月下旬,经县委与县抗日政府决定,在县城城隍庙观音堂成立了由50余人组成的“长子县新人话剧团”,许寿长任团长。剧团的宗旨是利用歌曲、舞蹈、短剧及传统剧目等文艺形式,在农村、军营宣传抗日救亡,宣传党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新人话剧团成立后,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经过艰苦努力,排演出了《捉汉奸》《大烟袋》《三娘教子》《小刀杀敌》和《掩护伤病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为增强群众抗日信心,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曲艺活动。长子县曲艺多为民间艺人走村串乡进百家说唱的曲目,由于日军入侵大都停业。1938年4月,日军分九路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的阴谋被粉碎后,县委与县抗日政府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救亡,先后在马家峪、壁村、莫村等地,组织贫民、盲人13名,编为5个曲艺班子(时称说书队),采用鼓书、快板、道情、说唱等形式,利用宣传中所收集到的抗日内容自编为曲目后,在街头、机关、农家进行说唱。8月,县委委员康福申组织5个曲艺班子,在县城运动场先后轮唱15天,每场观众达千人之多。
      新闻出版。1938年(民国27年),县委为团结抗日,以县牺盟分会名义创办了第一份报刊《突击报》。创刊初,由鲍刚一人采编、组稿、发行。每周发行一刊两版。后增派赵琳及一名通信员协同鲍刚工作。同时改油印为石印,扩每周两刊为三刊,发行量由最初的500份~1000份,到最后达到2000份,覆盖全县区、村各个角落。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停刊。
      教育事业。抗战初期,长子县委、县抗日政府根据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建立国防教育”“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的指示,在根据地建设中,把教育作为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教育事业包括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干部教育。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长子县委以县牺盟分会名义作掩护,先后分23批(次),在县城第一高小、城隍庙、小西街当铺、常张岱阳庙等地,对区、村党政领导和地方武装团体,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以及县、区牺盟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分子400余人进行了集中培训。在培训内容上,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通过学政治、学时事、学习工作方法,研究军事技能,使这些人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大多数人日后成为了长子县抗日根据地的各个抗日组织中的优秀领导人。在这些人当中,有刘廷元、常建功、常有德、李景渊、康福申、李锦春、任志远等多名领导在同日军英勇战斗中而捐躯;也有威震敌胆的陈明光和被日军称之为“活阎王”的宋计则和“不要命”的郭守仁等抗日英雄。
      社会教育。1938年10月中旬,县委通过县抗日政府向各区发出了在全县各行政村普遍建立“农民夜校”的通知。到10月底,全县各行政村都建立了农民夜校。县委组织农民在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听抗日宣传,以及开展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前线等教育。第五区(鲍店村)81村有3300余名男女农民参加了农民夜校的学习。11月,县委和县抗日政府指示县抗日政府第三科(即教育科)在县立实验小学(今教育局处)建立了长子县民族革命室(简称民革室)。民革室建立后,围绕抗日救亡主题迅速开展工作。建立了图书室和阅览室,室内陈展图书1500余册,订有《黄河日报》《大众政报》《解放周刊》等抗日报刊10余种。许多成人和学生经常到室内阅读和参观,为全县人民了解抗日形势,接受抗日教育提供了便捷条件。同时在民革室内由县牺盟分会主持,举办汪精卫救国讨论会,民革室配合协助。与会者有牺盟会区以上干部、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代表100余人。长治牺盟中心负责人丘吉夫到会作了报告,抗日救亡道理深入人心;1938年5月,在民革室内举办延安鲁艺学院木刻版画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和群众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决心;1939年5月初,由政府教育科主办,在西小河南庄老君庙集训各村民革室主任,科长畅乙萍(中共党员)和牺盟分会负责人亲自为与会人员讲授政治课。
      学校教育。长子县委建立后,狠抓学校教育,并指定由宣传部负责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一些具体问题。在旧政权得到改造后,此项工作又由教育科具体来抓。但在抗战初期,由于日军的入侵,长子县形势急剧恶化,加之贫苦农民子女无钱上学或上学后不断辍学,以及一些学校经费和生员不足,使原有的7所高级小学和232所初级小学校,有94所停办。多数所开学校也处于办办停停状态,未形成固定学制。1938年5月,县委根据太岳特委为培养抗日救国人才,力求恢复和健全学校教育的指示,在县城第二高小原址,将原县城第一高小和女子高小失散的部分师生进行合并,组建起了长子县抗日联合高等小学校。到10月中旬,又恢复了51所农村初级小学校。并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增设了军事课程,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到了一些军事上的一般常识。10月底,县委为了提升教员的整体素养,利用了15天时间,对全县教员进行了政治学习和军事培训。县委领导人在培训期间多次讲话,提出“学校要成为抗日救亡服务的阵地”,并宣布坚决废除旧教科书,推行使用新编的抗日教材。
      1939年3月,由于日军蓄谋第二次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形势异常紧迫下,第五专署在长治县城创办的民族革命中学,转入了长子县南陈村,并在此招收了第二批学员,经口试和文化考察,录取了200余名学生。其专业分行政、军事、师训3种类型。其中,长子籍学员被编为第十二中队。中队指导员由苗天星(中共党员)担任。由于战争吃紧,经济极端困难,学校发扬抗大精神,露天做教堂,膝盖当课桌,石块为坐登,边战斗、边训练、边学习,为抗战培育了一批文、武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