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反投降反妥协反分裂反倒退活动
在长子县军民及晋东南地区军民进行紧张的反“扫荡”斗争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侵略者进一步诱降及英（国）美（国）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情况下，加紧了全面反共活动。自汪精卫公开叛变投降日本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加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山西的阎锡山与此相呼应，转向了反共、反新派（决死队）的摩擦活动方向。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制定了“不择手段的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政策，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人落后，便要吃亏”，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抗日第二，防共第一”,并在会上提出要改编决死队，命令牺盟停止发展，各专员不准再自行委派县长，在军队取消政委制等一系列反共举措。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反人民步伐。对于顽固派的反革命阴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组都有所警惕。早在1938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作了深刻分析和研究，并从维护抗日民族战线统一出发，为山西的反顽斗争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反顽斗争的方针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第二，反顽斗争的中心是巩固已得阵地；第三，反顽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妥协投降；第四，反顽斗争要坚持自卫原则；第五，反顽斗争的策略是对旧派分子分别对待；第六，反顽斗争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为各级党组织的反顽斗争指明了方向。
长子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顽斗争。
县委派宣传部长李锦春及靠近长治县的第一、第二、第五区分委书记刘廷元、张云成、柴枝群和县各群众救国会负责人于5月22日参加了晋东南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的晋东南工农青妇各救总会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级救亡团体要揭穿汪精卫卖国的卑劣行径，揭穿日军利用汉奸欺骗宣传的政治阴谋，进一步提高警惕性，加强抗日戒严工作。会后，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级群众救国会一起行动，在全县（除日军占据的县城外）范围内，召集会议、张贴标语，上街游行，“抗日则活，不抗日则亡”“坚持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汪精卫叛国投降卖国贼”“全国各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等醒目标语和口号声遍布全县各个角落，并在站岗放哨盘查敌持时，抓获向县城送情报，散发反动传单的汉奸、特务3人。
为传达中共中央于7月7日发布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县委在8月召开了县、区两级党员干部会议，并组织讨论《宣言》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会议还决定：（一）用一周时间对各个党政群团组织进行整顿。（二）要求地方武装力量在同日军进行游击战的同时，随时做好同国民党顽固军队作战的准备。为了充实地方武装的领导力量，县委将畅乙萍、刘文焕、李春芳3名区委负责人调入县独立营，将张云成、李景渊、常敬仁3名区政权骨干分子调入县公安局。
10月2日，宋洁涵、卫逢祺带领长子县、区两级党政主要领导20余人，前往沁水县西赵庄参加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驻田家湾村的决死第三纵队、第五专署、牺盟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报》社党政人员。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决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智作了“反投降、反逆流斗争”的报告。会议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后，强调指出：形势很严重，反共逆流就要到来，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发生。对决死第三纵队中不可靠的旧军官，要立即下决心清理，如果顽固派发动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大家听完报告后，深受教育，并在以县为组的讨论中，纷纷表示要动员全县人民提高革命警惕，鼓起革命勇气，增强革命团结，做好充分准备，夺取反顽斗争的最后胜利。
为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长子县委以长子县政府的名义，于10月20日在张家庄村召开反顽工作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区党政干部和县西部山区根据地岳阳、晋义、王村、横水一带的编村干部。此外，因国共两党从抗战初期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公开破裂，故邀请国民党军驻长子县第二十七师、第四十五师和预备第八师代表参加。县长卫逢祺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上级牺盟代表周化南传达了北方局《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县委书记宋洁涵以八路军工作团代表的公开身份作了题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讲话。大会结束后，县委又召集县、区党政群团、地方武装领导和党员骨干，在牛家沟举行了5天会议，具体讨论和布置了应变的准备工作及征收公粮等事宜，为全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敲响了警钟。
1939年10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届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分析形势时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抗日最前线，陷于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这次会议上，阎锡山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共产党、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决死队等新派力量。他还对其亲信说：“绝不能把咱们的粮食供给别人。”企图用困、饿的办法赶走八路军。阎锡山还手谕“牺盟暂停发展，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予以缩小，不准再自由委派县长。”阎锡山还根据蒋介石为他策划的“以扩大山西旧军的方式吞并决死队”的锦囊妙计，在会上提出对山西新军进行整编，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调薄一波、雷任民等人离开新军。
为应对突然事变，10月26日，县委、县政府根据沁水会议精神，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将所抓捕在押的汉奸、特务由公安局就地执行惩罚。（二）由县委秘书李保民对文件进行整理，除重要文件妥善保护外，该烧则烧。（三）一旦顽固势力动手，地方武装立即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坚决进行反击。若八路军、决死队主力未能赶来支援，即随县委、政府分两路向屯留县吾元镇八路军驻地转移，对身份尚未暴露的区级人员可就地隐蔽，待机开展工作。
长子县各级党组织和群众针对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二、十二月事变中县委机关被迫转移至屯留县境内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4日，阎锡山委派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指使顽固分子在阳城县捣毁了牺盟会的《新生报》社，并逮捕了编辑王良，发出了在晋东南地区发动十二月事变的讯号。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旧军集中6个军的兵力，在日军配合下，围攻驻在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打响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第一枪，十二月事变爆发。
12月16日，驻晋东南地区的阎锡山孙楚部，联合国民党第九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四十七军、第四十军等部，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新军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三、第五专署及所属各县抗日政权、抗日团体发起进攻，先后捣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袭击了第五专署、牺盟会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报》上党分馆等机关，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500余人，惨杀八路军干部70余人，绑架千余人。同时还策动决死第三纵队旧军官叛变，拉走第三纵队2个团、2个营，损失3500人，捕俘政工干部150余人，杀害30余人。
12月上旬，一直被长子县委、县抗日政府以友军对待的国民党驻军，开始不断地与县抗日团体进行摩擦，先是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在山上将高平县抗日游击队数十人进行包围后关押，并在关押的两天中不让游击队员吃饭喝水，直到高平县游击队指导员到长子县告知八路军工作团情况后，宋洁涵以八路军工作团团长的公开身份，与该团长据理力争后方得释放。此事发生后不久，该团又将带有重要文件、材料的县委组织部长吴体太在南张店抓押扣留在其团部，也是直到宋洁涵带人前往进行斗争后才得以放回。
12月20日，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一团突然开进县政府驻地李家庄村驻防，卫逢祺深知其意，将县政府搬迁张家庄。21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部队开始在山上修筑工事，卫逢祺发现该师所筑工事指向政府驻地张家庄。24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打电话要卫逢祺到师部商量要事。因为宋洁涵到中共太岳地委汇报工作未归，牺盟分会秘书焦崇若也正在沁源县柏木正沟参加晋东南地区牺盟代表会议。卫逢祺立即同县委副书记张潮召集独立营及各救亡团体负责人进行秘密会议，讲明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动手，而八路军又在县外作战。当即决定：（一）从24日夜深后，县政府及县独立营、新人剧团全部人马按预定计划分批北撤到有八路军的屯留县政府驻地吾元镇。（二）由政府秘书段显负责将文件资料一并烧毁，将不能带走的物品暂作掩埋处理。（三）由独立营副营长邱克中到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部作敷衍应付，以解除其怀疑。会后，县长卫逢祺与独立营营长芦英才率独立营第二连、新人剧团等100余人，星夜撤出李家庄向屯留县吾元镇转移。
在卫逢祺一行离开后，独立营教导员魏丽天、副营长邱克中带领独立营第一连及政府工作人员100余人也撤出张家庄。但在离开张家庄不久，王村、石垛村被国民党预备第八师包围，除魏丽天、李洪顺、仝义德等人带少部队员趁黑突围到屯留外，卫逢祺、芦英才及所率两批人员大部被劫持。
25日，宋洁涵从地委（驻地阳城）带着地委领导人聂真关于迅速将党、政、军等各机关带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到屯留去的指示，回到县委驻地苇池村后，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由部分人员深入到各区，通知应撤人员于当日到苇池村集中北撤，或分散北撤到屯留县吾元镇。由副书记张潮负责县委及各救会和张家庄、李家庄未撤人员集中，并布置撤出路线，传达行动中的纪律和注意事项。25日晚，由宋洁涵、张潮带领县委、牺盟分会、独立营一个连、各救会和部分区干部、公安、保安及部分政府人员300余人，沿晋义、岳阳、壁村、碾张、河神庙等日伪控制间隙北撤。在行至岳阳村时，发现康绍武、赵 地俩人带的县公安队两个班住在此地，由于其不愿北撤，便设法没收其武器，并发给路费让其回乡。到12月底，县委机关等人员安全抵达屯留县吾元镇。与此同时，各区的部分领导也陆续转移到屯留县吾元镇。
1940年1月初，由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五师在王村组成了以王铭钦为县长的国民党长子县政府，开始在县境内大肆抓捕、通缉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到1月4日，先后有第四区工救会秘书连成修、原第五区工救会秘书和松林等15名党员和抗日干部被抓捕。党员王聚才、范来顺在抗争拒捕中被杀害。
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使长子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县牺盟分会也随着蒋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而被迫解散，使全县党组织的活动进入极为困难时期。但由于县委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县委机关人员在撤退转移中减少了损失，为以后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在事变中，除县独立营少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劫持外，大部分人员随县委机关转移后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其余县属3个武装组织在部分遭到破坏后，大部分人员隐蔽于县境内停止活动。
三、新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阎锡山为实现其夺取太南、太岳的阴谋，1月19日，在摧毁太南7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和进攻决死第三纵队之后，又做了进一步的军事布置。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命令孙楚继续进攻晋东南的决死队，还命令八路军离开太南、太岳撤至白晋公路以东、邯长公路以北地区。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荒谬命令，朱德、彭德怀当即提出抗议，表示坚决不离开太南、太岳区，坚决反对进攻决死队。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了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的方针。1940年1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和薄一波及戎子和，指出各地的牺盟会等组织，要不断给阎锡山、梁化之等人打电话，痛斥孙楚、赵承绶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继续在阎锡山领导下团结抗日，以示仁至义尽。
1月29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致电黄克诚，指出：壶关、黎城、长治、平顺是我基本地区，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大道以西地区，对高平、阳城、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随机打击消灭之。对国民党中央军应避免冲突，在其进犯我军时，则给予坚决打击，消灭其一部。遵照这一方针，陈赓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同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区部队坚守阵地，在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从长子县出发向屯留县张店进攻时，陈赓一面派人与之谈判，晓以曲直利害，一面给予回击，保卫了太岳根据地。驻太南区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晋豫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和决死队第三纵队等部队，连续重创孙楚的独八旅及其他反动武装和特务组织，收复了在事变中失去的部分阵地。2月6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为巩固太南根据地，上述太南地区各部队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成任政委，杨得志为副司令员，韩振纪为参谋长，进一步加强了太南、晋豫地区八路军、决死队等各部的指挥力量，为保卫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2月20日薄一波致电阎锡山，深刻地阐述了山西新旧军冲突的严重危害性，建议“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接着，薄一波又同戎子和等牺盟会、决死队的领导人致电阎锡山，要求对山西新旧军冲突事件合理和平解决。电报陈述了牺盟会、决死队三年来的成绩，痛斥了顽固派摧残牺盟会、决死队和反对进步势力的罪行，申明了牺盟会、决死队忍痛不咎既往和团结进步、坚持抗战的立场，要求合理解决新旧军的冲突。
为适应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晋东南军政民各界反汪拥蒋会于3月3日在襄垣县城底村举行，军政民各界领导、士绅名流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干部、战士、学生参加了会议，到会群众3万余人。朱德、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大会最后决议，以到会的3万多军政民代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阎锡山和全国同胞，希望加强团结，反对一切明暗的汪派，坚持抗战到底。这次大会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妥协投降起了一定作用。
接着，牺盟总会在沁源县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为适应形势，牺盟会在各地只保留牌子，机构撤销，人员由地方党组织分配工作。决定山西新军（决死队）要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整军，整编部队，加强党的领导，增强战斗力。这次会议标志着全省牺盟会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3月5日作出《关于与阎锡山谈判情况及我党对基本政策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和新军也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间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并指出了为保证这一政策的全部实现，必须实行的十条办法。其中，作出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和新军不向路南发展等项规定。
针对2月间蒋介石指令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及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并增调第四十一军、第七十一军由黄河以东向太南推进，不断制造摩擦，打死打伤八路军战士，抢劫军用物资的情况，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忍无可忍，于3月5日至8日，发起自卫反击，歼灭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杂牌武装1万余人，残部向林县以南溃退。为了争取反共顽固派继续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命令八路军停止对朱怀冰残部的追击，同时派朱德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进行双方休战，共同抗日。3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令临屯公路及驻长治、壶关、平顺、磁县之南的部队向北撤退。据此，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主动撤出太南区的林县、陵川、长治、晋城、壶关（南部）、阳城、高平及豫北大片地区，称“太南退军”（亦称3月退军），表明了共产党不搞摩擦，团结抗日的诚意。
朱德总司令和总部直属队主任康克清，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高级参谋王葆贞的陪同下，经平顺县、壶关县郭家驼等地，于4月24日到达晋城县（另一说为阳城县），派代表与卫立煌的代表相互联系，进行谈判，双方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双方不得越界侵犯。5月上旬，朱德到达河南洛阳同卫立煌会晤，进一步确定了上述国共双方的驻防协议。（分界线实际上在漳河以南的林县姚村以北和平顺、壶关以南的大井至郭家坨一线。）从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及阎锡山在山西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
太南退军，对于揭露顽固派、团结友军、打击敌人起了重大作用，改变了反共顽固势力和日军夹击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国民党军在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为长子县乃至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为长子县抗日斗争的坚持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新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由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五师在王村组成以王铭钦为县长的国民长子县政府，在长子县地下党组织与其交涉、谈判后，终将被其抓捕的连成修、段起木、崔新房、关贵喜、关新和、王三丑、李贵花、李有则、曹有庆、曹金只、李存铭、和松林、和玉喜13名区抗日干部以证据不足而释放。
为了加强太岳根据地党的领导，1940年1月，北方局对岳北地区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在白晋公路以西临屯公路以北的岳北地区，在原太岳地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太岳区党委，安子文任书记，并陆续建立了3个地委。其中，在沁县松交村建立了新的中共太岳第一地委，任志远任书记，高杨文任组织部长，林纪青任宣传部长。下辖沁县、屯留、长子3个县委。
1941年7月中旬，太岳一地委调宋川到长子县担任县委书记，宋川与同调入长子县工作的祝铁民等人，在军分区独立营的护送下，由屯留县丰宜村进入长子县境内碾张村时，遇到国民党长子县党部书记长孙某某，带领人员在碾张、石门沟一带进行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的宣传，宋川即令独立营将孙某某抓获，并向其申明当前抗战及山西统一战线形势，孙某某自认反共有罪，表示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并写了《告长子全县国民党员书》，号召每个国民党员应拥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将孙放行。
8月，被长子县委放行仅一个月的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孙某某，竟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仍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并凭借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的支持，向长子县抗日力量进行一次次地疯狂反扑，并公然派出说客进入县城与日军和汉奸组织进行勾结，图谋共同对付共产党的抗日力量。还派出特务队，由国民党第九十八军协同，大肆宣传反共和搜捕抗日工作人员，抓走赵忠厚等多名抗日干部。针对如此情况，太岳第一地委领导为贯彻中央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国民党第九十八军一起抗日，同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土敏进行了谈判。在武土敏接受团结抗日、停止反共的条件下，双方达成了协议：相互交换被俘人员；实行划区管理。即将长子县通往长治城公路以北，屯（留）长（子）公路以东地区归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管理，其余则由国民党第九十八军建设政权进行管理。据此，由于长子县大部地区划入新建立的漳西县，而且大部分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宋川率部分工作人员进入漳西县第五区转入地下工作，不易久留的长子县人员则仍回到屯留县待命。
长子县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中，党的工作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全县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除少数动摇分子自动离开组织，极少数投机分子被清除外，留下的党员在斗争中得到了磨炼，大多数干部在斗争中得到了迅速成长，从中掌握了如何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为巩固根据地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