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长子抗日政府县长卫逢祺同志奉命调离长子，1941年卫逢祺接到太岳区党委的电报，命令他重返长子担任抗日县长，开辟抗日战场新局面。同他一起赴长子工作的人员有关守信、刘文焕。

      当卫逢祺进入长子后，发现长子的形势比1939 年他第一次到这里工作时的局面更加严峻。

      1939年12月，山西军阀闫锡山在秋林会议上公开叫嚣“对外必先攘内”的卖国反共令，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众。日本鬼子又乘机而入，侵入中华腹地，长子也不可幸免地笼罩在战火阴云之中。

      1941年间，长子的抗日斗争更加危急，日寇的气焰十分嚣张。就是在这危急关头。卫逢祺同志接到命令，重返长子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与一同来的同志一起，肩负着党的重托，二次返回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开辟新区，领导对敌斗争。

      临行前，他给自己的行程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安全，装扮成一个做小生意的“卖货郎”。他挑着货担子，头系白头巾，腰缠蓝色布腰带，手摇一支“百郎鼓”。一路上，闯过了敌人的重重关卡。遮过了敌人的注意视线，翻山越岭地进入到了长子县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中的抗日根据地——晋义一带。

      卫逢祺到了目的地后，得知和他一起来长子工作的关守信副县长已先期到达。现正和县委宣传委员李楠在长子抗日三区政府驻地南陈村准备召开全县联防碰头会。卫逢祺知道消息后，让县政府的通讯员先到三区报信，他不顾疲劳，毅然出发赶赴会议场所——南陈村。经过三个小时的急赶，卫逢祺到了曾经到过的南陈村。而先到的通讯员已经通知了在南陈开会的抗日干部。副县长关守信让区交通员三区武委会主任张保山的妻子关晚花同志等候赶来的卫逄祺。

      卫逢祺到南陈村后，就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人。在关晚花的引领下，来到了开会的窑洞中，与到会的人员一起研究起了今后长子对敌斗争的计划。

组建“南瓜”游击队

      1941年的长子古城，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所控制。而西部山区王村一带有西北军169师驻扎。西南方向的横水、南陈一带山峦重叠，灌木茂密，沟壑纵横，土地肥沃，日寇为了补充军需品，经常出动部队，到这一带地区掠抢粮食和财物，而西北军的部队也不时地骚挠百姓。

      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需要，长子县抗日政府组织广大的抗日群众，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武委会及民兵组织等抗日团体和军事组织。而卫逢祺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着重提出了各区依照自然条件，应组织一支由民兵骨干、区武委会干部组成的人民游击队，可以有效打击敌人的侵扰。

      卫逢祺县长、关守信副县长在与第三区领导合议后，决定以第三区为依托点，建立长子县第一支区游击队。由于各编村的民兵都处于隐蔽状态，流动性太大，又没有统一纪律，便取名为“南瓜游击队”，选派了三区武委会常委张宝山任“南瓜游击队”的队长，范成旺任副队长。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选出了各民兵队的骨干成员共27人的第一支“南瓜游击队”。

      这一支游击队熟悉地形，敢于作战，自己搞枪支弹药，上山找松香，制造土地雷，打击侵入而来的敌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南瓜游击队”。

      解放后，卫逢祺曾回忆说：“长子的南瓜游击队，以灵活、有效的方式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为长子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活捉伪县长孙炳文

      1941年10月，卫逢祺与县大队政治指导员李义，青救会秘书冯子俊在发鸠山下的滋河两岸开展工作。

      河从长子县境内的发鸠山、风婆岭一带流出，蜿蜒东流。自古以来这里就人才辈出，民风淳朴。

      卫逢祺、李义、冯子俊等人进入这一地带后，冯子俊因是这一带的人，很快联系上了本地的抗日干部刘文焕和杨作祯等同志。

      卫逢祺一行多人进入滋河地带时，就发现敌人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跟踪。后来据壁村编村村长杨进德汇报后才得知是长子伪县长孙炳文派出的特务人员在暗中监视。敌伪县长孙炳文是得到了卫逢祺二次返回长子任抗日政府县长的消息后，与驻扎在长子西北一带的西北军169师一起商议派人监视卫逢祺他们的。而孙炳文派出的特务分子到处煽风点火，大肆宣扬，声称如要有人抓到“八路”卫逢祺，赏大洋五百元。

      就是在这复杂、严峻的环境中，县委书记宋川和县长卫逢棋研究决定，以抗日民主县政府的名义，贴出告示，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方针政策， 并派人到各区张贴宣传。各区的抗日军民见到告示后，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了基层抗日政权。并在平泉、老圪倒一带，抓到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伪县长孙炳文。

      通过这次捉孙炳文的斗争，有效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我党的抗战精神在人民心中的位置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用生命保住了铜印

      卫逢祺二返长子后，打击了伪政权的反动势力，壮大了抗日革命力量，扩大了长子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

      1941年—1942 年，长子县的抗日形势非常严竣，驻扎在县城、石哲、大堡头等地的日伪特务，到处抓捕和屠杀抗日人员，两年之内被敌杀害的抗日编村村长就达到了50多人。

      1941年8月的一天，县长卫逢棋、区长杨作祯等在壁村、胡家峪、岭上一带活动时，见到了时任壁村编村村长杨进德，几个人在去杨进德家里的路上，碰到了区分队的战士鲍天真。鲍天真因没有被任命为游击队分队长，而对杨进德怀恨在心，并已经叛变了革命组织。鲍天真见到杨进德和堂弟杨作祯一起回家，而且还有几个陌生人，他知道杨作祯是八路军的区长，一起来的人肯定是共产党的领导，便和杨进德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溜走了。

      卫逢祺等几个到了杨进德的家中，研究了当地的敌我态势，认为这一带山高林密，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斗，应及时组织一支机动的游击队伍。当谈到人员时，杨进德便想到了在路上碰到的鲍天真在近期的可疑表现，便觉得会出事。杨进德正准备把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村里常给别人打长工的杨天才着急地跑进杨进德家院子，说：“石哲据点的鬼子、伪军已经到了村口啦，快让你家进德躲躲。”

      窑洞里的卫逢祺一听，便知是他们来杨进德家的消息被走露，赶忙拿出带在身上的县政府铜印说：“这铜印可是我们的生命，为了避免让敌人搜去，还是先把它藏起来吧！”杨进德接过这沉甸甸的四方铜印，四面看自己住的窑洞，根本没有藏铜印的地方。正犯愁之时，窑门外燕子的叫声提醒了杨进德，想到了窑门顶上燕子窝是藏铜印最好的地方。于是杨进德搬了桌子，把铜印放进了燕子窝内，拿了些杂草掩盖住钢印后，急忙与卫逢祺等人沿着窑洞顶上的小路奔向村子外面的山沟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卫逢祺等刚离开没多久，敌人就把壁村团团包围了起来。敌人在村周围喊叫着：“不要放走卫逢祺，活捉八路军县长”。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在汉奸鲍天真的带领下，闯进了抗日编村村长杨进德的家门。

      这时，杨进德的妻子正在给病在炕上的婆婆喂水喝，汉奸队长白登眼一把抓住杨进德妻子的领口，恶狠狠地问道：“杨进德哪里去了，你们又把卫逢祺藏到什么地方啦，快说。”而得到了回答只有“不知道”。其他的敌人把杨进德的家里家外翻箱倒柜地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和人员，便拉过杨进德的妻子又问道，“在你家里的八路哪去了？”杨进德妻子勇敢地回答到：“我一个妇道人家哪知道这些”。她的话音刚落，一旁的鬼子军官走上前去，打了杨进德妻子几个耳光，直打得她口鼻出血、头昏目胀。卧病在床的婆婆看到眼前的情景，哭喊着从炕上下来，爬到媳妇跟前，紧紧地抱住媳妇的腿，不让敌人把她带走。正值此时，丧尽天良的汉奸鲍天真上前猛地用脚把老婆婆踢倒了一边，几个鬼子又把杨进德的妻子五花大绑地押上驴车，强令被抓来的本村庄稼汉杨天才赶上驴车，连同被抓来的妇女和抢来的粮食、财物向县城方向而去。

      当敌人走进岭上村东的勇士沟时，这里沟深岸陡，地势特殊，沟沟叉叉，灌木丛生，两岸夹一沟的地形。沟底是一条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敌人的部队进入沟中的时候，左右两岸的灌木丛中突然有枪声响起。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才意识到遭遇了我区分队的阻击，急忙边撤边打，各自抱头鼠窜。

      混乱中，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杨天才机智地把驴车赶进了勇士沟南面的灌木丛中，被抓捕的妇女们也分散藏进了草丛之中。就这样，杨天才、杨进德的妻子和被抓的妇女才逃脱了敌人的魔掌。

      打敌人伏击的部队原来是我县大队二中队得到了从壁村小南沟突险而出的县长卫逢祺的指示后，队长关贵喜迅速集合部队，一路急行军经黑龙泉、黄龙泉到达勇士沟，刚埋伏好，敌人就到了，于是才发生了勇士沟解救群众的战斗。敌人撤走后，杨进德不放心藏在家里的铜印，便着急地回到家里，一进门， 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遭，而老母亲也奄奄一息地躺在院子里， 妻子也没了影子。他和赶来的乡亲们把母亲抬到屋内，躺在床上的老母亲抓住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敌人是鲍天真引来的，鬼子们把你媳妇也抓走了，快救你媳妇去！”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杨进德气得双目充血，拽出了身上带着的一颗手榴弹， 要去追赶敌人拼命去。乡亲们七手八脚地位住他，劝说着不让他去。正在吵闹时，庄稼汉杨天才跑进来说：“杨进德的妻子被救回来了”。杨进德赶忙跑出院外看时，只见自己的妻子鼻青脸肿地站在院门外，便一把拉住妻子，哽咽地说了声：“你受苦了”。

      人们都散去时，杨进德才搬过桌子，看燕子窝里的铜印。当看到钢印还原样不动地放在那里。他的心才放了下来，心里在说：“谢天谢地，卫县长的铜印还在，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三个月后，卫逢祺县长重返到了小南沟自然村，当杨进德拿出铜印交给卫县长的时候，卫逢祺紧紧拉着杨进德的手，激动地说：“长子人民真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