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任名叫火木，是当年有名的写材料一支笔。他人呢，那年四十左右，微胖，说话低声哑气，讲话前总要咳嗽一声，大概是先要清清场子，讲着讲着话又缩了回去，就又重新咳嗽一声。他写的东西印成铅字，装订成册，在大会上发行传阅。然而这些东西用张主任说法，只能是叫“材料”，不能算文学，也不叫创作，甚至连文章也称不上。张主任不甘心这些繁文缛节，曾对我们几个有同样文学志趣的人倡议说组织个诗社，就像《红楼梦》里那样。他的倡导得到老刘、老郭和我热烈响应，并议定诗社名为“药花”，笔名岳华，大家统一用笔名往报刊投稿。
老刘和老郭都曾是部队里的文创骨干，当时都在公司搞下乡工作，业余时写点小诗或小通讯，报刊上也间有他们发表的“豆腐块”。他俩还都有着浓厚的部队情结，表现在老郭的军帽和老刘的军用大头鞋。老郭的头上常年戴一顶军帽，当年，出纳钱柜、会计账本和老郭军帽都是神圣不可随意掀动的。与老郭头上“四季帽”不同，老刘脚上的大头鞋只在春节前后露露脸。当门廊里响起踢拖踢拖脚步声时，我赶紧打开门销，一只大头鞋已神气活现地伸进头来，随后跟进来老刘和一团腊月天的冷风。老刘进来却不落座，只是快速掀动桌上的报纸，问：你又写了些甚？不等我回答完，又一个军人般转身走了出去。门廊里复又响起踢拖踢拖脚步声，好似他写进藏头诗里的平平仄仄。
我和张主任合写过一个大剧本，以县域内发鸠山和精卫填海的故事为背景，剧名《苦海余缘》。我往剧本里塞进去大段诗一般唱词，对我搜肠刮肚辗转反侧执笔的草稿，张主任从不怠慢，都极认真看完，又跑去征求编剧名家张振南、葛来保的修改意见，刻写蜡板，油印成册，在公司的小剧团中分配了角色，似乎就要好戏登场了。却终究没有走上舞台，只在市里《戏剧资料》上登载，给了点稿费，锻炼了写诗，算没白忙活。现在翻看，戏词毕竟不等同写诗，那时稚 ，可见一斑。
当年和我同在办公室的还有贵兴。不会写诗的贵兴写一手好字，还通晓好几种乐器。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递给我一支“大光”，在香烟袅袅中说起自己乡下的老婆，因为要省点电费，黑夜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还不时用手中针把灯头往下按按。“唉！每月32元工资，除去抽烟和伙食费能给家里老小剩几个？不像你，城里头的家。”如同公司当年诸多看不到前途不辞而别的临时工一样，贵兴也在一天杳如黄鹤般一去不复返了。逢阴雨天，公司临街大楼后墙上“抓钢治国”的大字在淋湿的灰色涂层后显露出来，多才多艺、憨憨厚厚的贵兴也一起在我眼前晃动。
一日晚饭后，我去公司加夜班。喷水花池的台阶上，一个人正在静静地拉二胡，他是贵兴。我听不出拉的是什么曲子，只见他的手指在弦上快速地滑动，幽幽咽咽、绵绵不绝仿佛一声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从手指间流出，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我们的任务是给领导赶写一个现场会讲话材料，我起草，贵兴誊写。午夜十二点，厨房王树本师傅喊吃加班饭，每人两碗热腾腾的炒角片。王师傅的炒角片有百般滋味，回家时走在空荡荡的南大街，寂寥的街巷满是炒角片的味道。
南街口往西，拐上当年还是黄土覆面的长横公路。夜廖廓，一弯冷月挂在西天，勾画出路两边线材厂和钢瓶厂剪影，像蹲踞两头黑黢黢的巨兽。路沟下的玉茭枝叶发出簌簌声响，夜风送过来一阵阵南关麻池的水腥味。整个世界仿佛只我一个夜行者，我独自享有这样的夜晚，任思绪天马行空般驰骋纵横，想人生，想前途，向虚空，向辽远喧泄无声的呐喊。
老槐树的叶子绿了黄，黄了又绿，时光与变革在枝叶间快速流转。当批发大厅的卷闸门哗啦啦扯下来时，辉煌了半个世纪的药材公司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被吞没，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曾经的车水马龙，曾经的琳琅满目，曾经的顾客盈门，只剩下空空荡荡大院中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和一声叹息。
一个被开放时代抛弃了的单位，没人再能挽救它的衰败。
南大街却是异常繁荣。水果摊贩的叫卖声，戴凉帽卖盆花与摆旧书摊争地盘的吵闹声，红色大发车喇叭的催促声，与天王寺前炸肉丸子袅袅升腾的油烟交织、缠绕在一起，亲吻着人们的耳朵与鼻孔。临近年关南大街更是摊贩云集，噼噼叭叭鞭炮声不断，街头上飘散着呛鼻的硝烟。紧闭的公司门前台阶上，几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坐着抽烟闲侃，与忙忙碌碌的南大街人流形成鲜明对比。摊贩消失后，街两边店铺林立，爱民鞋店、杨广服装、爱华烟酒……林林总总。买卖最好当数对面小雪饭店，女老板并不势利，看见我们这倒闭单位走进来，脸上依然往日那样笑成一团花：“来了，楼上雅座请！”猪头肉，香椿炒鸡蛋，西芹炒肉，简单实惠。酒当然不能少，单位兴时喝“杏花村”，单位亡了咱喝“老白汾”……只有在遇到儿女婚嫁时职工们才又重聚在一起，杯觥交错、谈笑风生中却很少有人涉及公司话题，仿佛怕一不小心惊扰了早已落定的尘埃 ……
我是在北京的儿子那里得知公司要拆迁消息的，回来后拆迁尘埃已经落定。眼前一片瓦砾，让人想起《红楼梦》里那句“忽喇喇大厦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牡丹、芍药哪儿去了？还有杜仲，黄柏，丁香、合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都到哪儿去了？只有老槐树还固守原处，曾经围拢在老槐周边趾高气昂要与它一争高低的榆、杨、柳、洋槐们都踪迹皆无，大约不是被发配流放异地它处，就是做了烧火的木头。
没有了高矮新旧回环错落的民居遮挡，眼前一片开阔敞亮，甚至能看西边不远处我出生的老屋。老屋储存着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那时，我常常在老屋的土阁楼上，眼睛越过差次房脊眺望老槐树蓊蓊郁郁的巨大树冠和枝头鸦窝鹊巢，老槐树似乎也在和我翘脚对望。哥哥在阁楼上用水彩描画“钟馗捉鬼图”，老槐树下有个专门收买他作品做年画出售的“粉丝”。有月亮的夜晚，老屋这里我们十几个同在解放后出生，被喻为是“红旗下的蛋”们就叽叽哇哇聚在一起，董姓大姐怀中搂抱着一个，捂着眼睛左右摇晃且口中念念有词：
咯嗒嗒，捂老猫，
三家有卖油火烧，
哇——嗖！
去啦……
手一放，怀中“老猫”箭一般射出。总有一个倒霉蛋被“老猫”当场抓住，嘻嘻嘻，哈哈哈，众蛋们乐成一团。 老槐树稍上的月亮也在笑，把千古银辉洒下来，旮旮旯旯都浸在奶一般月辉里，粘稠，甜腻。远远地，有梆子和二胡声传来，那是瞎满则在说书。这位盲艺人除了眼睛不管用，说唱拉敲打，手脚身段全套功夫，偶尔还插科一段小孩们听不懂带点荤味的段子，逗的大伙捧腹而乐。瞎满则就住在老槐树不远处，我曾碰见他在公司后面的胡同中彳亍，那时由于运动，早已不说书，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眼前探摸，似要扯下眼前遮挡他的黑幕。
过大年永远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当鞭炮噼噼叭叭响过，我穿着母亲纳的有点夹脚的新布底鞋，踩着年三十落下的瑞雪，咯吱咯吱往老槐树下的关帝庙跑去。关帝庙那时是县委党校驻地，父亲是党校副校长，他的文件柜里放有我看半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穿过麻池坡（如今府前广场），曲曲环环的旮旯，高高矮矮的土屋都被瑞雪装点一新，与家家门上的春联相映，白雪红梅，童话般美妙世界。和父亲同值年班的是党校姚秘书，他与父亲围坐在火炉旁，一壶大叶茶煨在火边咕噜咕噜叫。看见我进来姚秘书咧嘴一笑，露出被那时的“白兰”烟或是大叶茶渍黄的牙齿，他从披在身上、当年很时兴的栽绒领小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五角压岁钱。父亲忙欲阻止时，我已拿在手里。屋外，老槐树的方向，传来卖麻糖小贩甜甜腻腻的叫卖：
麻糖来，麻糖！坡底麻糖！三分一根，一毛钱四根
……
比起老槐树，人生是这样短暂，转眼我已从一个稚气且喜欢幻想的少年走成了苍髯老者。但我并没走多远，从县城西大街的老屋出发，北街城关完小，东街长子中学，再从南大街的新居到药材公司，围绕老槐树转了一圈一圈的人生年轮。这段路走了这么长这么久，如今回首一望，似乎也只是旦夕之间。退休后这些年，趁老槐树休眠的冬天我去了在北京定居的儿子那里，可还没等老槐树完全苏醒，老伴就像已听见了呼唤，催促说咱该回老家啦，你看小区院中桃花开了。
是啊，老家的桃花也开了！还有芬芳满街的海棠花，木兰花，金山银山的连翘花，梨花，花团锦簇，花香沁人。这些年家乡美景的变换与祖国建设同步进入了快车道，一天天地发生着巨变。
拆迁后的南大街却不复有往日的喧闹红火，只有隔离带两边汽车如过江之鲫般呼啸驶过。晨走时经过南大街，我习惯地透过隔街围墙上的小窗口探望：老槐树撑着巨大绿伞，站在一千年也决不挪离的老地方，老朋友般笑吟吟看我。